自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来，就有一个建设新道德的任务。毛泽东同志说过：“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……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，立下了伟大的功劳。”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当时，文学革命成功了，语体文代替了文言文的主导地位，但建设新道德的任务并没有完成。这是因为，“五四”时期有人提倡的新道德是资产阶级的道德。当时，大力宣扬科学和民主，称之为“赛先生”和“德先生”，有人说仅仅请来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还不够，还要请来“莫拉尔”（MORAL）小姐。所谓“莫拉尔”，是指西方的资产阶级道德。但是，西方资产阶级道德不合乎中国的国情。“五四”以后，也有进步人士宣扬共产主义道德，但未能在全国推行。直到全国解放以后，建设新道德———社会主义道德的任务才真正得以实施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发展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，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。关于道德，我们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。
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，就要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批判继承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中有精华，也有糟粕，应加以分析，批判其中陈腐的传统，发扬其中优秀的传统，加以改造提高。
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传统主要有两点：一是等级意识，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关系不平等。这种不平等的关系，应当彻底否定。今天，君臣关系已经不存在了，但还有领导与群众的关系，领导与群众、父与子、夫与妇都应该平等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，应废除任何等级差别。二是儒家学说的迂阔倾向。儒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迂阔倾向，割裂了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的联系。中国上古文化始于炎黄，炎黄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，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。春秋时期，许多人讲“三事”，即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也是兼重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。孔子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有重大的贡献，强调正德，但对于利用、厚生重视不够。孟子强调“何必曰利”。其实，利益还是应当讲的，尤其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必须研究的。
我们现在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，其中包含古代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。中国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，主要有四点：（1）爱国主义思想；（2）人格价值观念；（3）人际和谐思想；（4）社会责任观念。爱国主义思想远有渊源。孔子曾讲过“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”（《左传》定公七年），强调保卫华夏的文化，以后出现了许多民族英雄。中华民族包含许多民族，每一民族都有其保卫民族主权的民族英雄。中国哲学肯定人的价值。孔子说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。孟子提出“良贵”观念，认为人人都具有天赋的内在价值，强调人格的尊严；认为“所欲有甚于生者”，“所恶有甚于死者”，人格的尊严比生命还重要。西方基督教有所谓原罪，认为人人生来都有罪。中国古代则认为，人人生来都具有内在的价值，这可以称为“秉彝说”。《诗经》说，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，认为人人都有好善之性，所以是有价值的。中国哲学肯定和谐的价值，以和为贵，和的观念承认差别，是具有差别的统一。古代哲学家强调社会责任心，认为个人对于社会应负一定的责任。孟子以禹稷为例，认为“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，稷见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”，每一个人都应对社会、国家负一定的责任。儒家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思想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我们现在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，依法治国。中国古代自两汉至明清，二千多年来，受儒学的影响，实行“礼治”。礼治重视等级秩序，重视感情关系，法治则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儒家的一些思想，如“父为子隐、子为父隐”以及“三讳”（为亲者讳、为贵者讳、为贤者讳）都是妨碍法治的。中国古代法家主张“法不阿贵”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但是，法家所谓法是专制主义的法，维护君权，是不可取的。
儒家思想虽然有一些深湛内容，但是儒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已经过时了，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当代新儒家企图复兴儒学，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们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，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、历史虚无主义，也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、复古主义。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之下，经过全民的共同努力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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